文化（cultura）一词源自拉丁语动词“colere”，本意是耕耘土地，后被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引申为对兴趣、精神和智能的培育。现代意义上，文化通常指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作为精神文明成果，文化现象通常体现出多元性、融合性、传承性等高度灵活的特征。因此在帝国前期莱茵边境的饮食服饰、语言文化、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生活领域，罗马化现象既反映了地中海和东方文化先进的引领作用，也处处体现着着日耳曼、凯尔特社会的本土化要素。
一．饮食习惯“民人以食为天”，饮食习惯作为莱茵边境居民日常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深受罗马化现象影响的方面，也是不同文化交汇的重要环节。罗马人将农耕技术引进了以畜牧为主的日耳曼社会，对当地以肉食为主的饮食结构产生深远变革，而当地气候、文化等环境也令罗马化饮食习俗具有“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
第一，荤食方面，莱茵边境居民的肉食结构整合了罗马与日耳曼传统的差异与分歧。在罗马统治之前，畜牧是日耳曼人从狩猎采集向私有制农耕过渡期间主要的生产方式，恰如凯撒描述：日耳曼人“对农耕不怎样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早期日耳曼公社人口较少，肉食并非奢侈品，主要肉食来源是牛，土壤与生态差异显示，莱茵河下游右岸地区广泛的牧牛活动，与左岸行省农庄遍布的情况反差明显。
塔西佗描绘的日耳曼人身材高大而富有爆发力，这与其以牛肉、牛乳为主的高蛋白质饮食结构不无关系。对乳制品和熟肉的偏爱是日耳曼、高卢与地中海社会的共性，但相比之下，很多农耕文明将牛视作生产工具而较少宰杀食用，罗马人也不例外，罗马人通常将猪和禽类作为主要肉食来源。食猪与食牛的文化矛盾在帝国初年莱茵边境建立之初表现明显，但后来有逐渐向地方传统妥协的折中趋势。聚落动物遗骸分布显示，因存在独立的养殖补给体系，莱茵边境罗马军营中食猪肉的习惯最为牢固，而原住民乡村地区长期保持食牛肉传统。
城镇区域在两者之间较为折中。关于该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楚尔察赫（Zurzach）地区和奈梅亨地区的奥古斯都时代营地：两地军营中皆以食猪肉占比较高，而军营附近屯市和营庄的居民食牛肉居多。但从奥古斯都时代以后，基于补给便利，很多罗马军营会选择“入乡随俗”而就地补给牛肉，体现出当地罗马化的文化融合现象。此外，很多文学作品中反映了罗马上流社会对于地中海海鲜和珍禽异兽的青睐，但对于地理环境偏远、民风朴实的莱茵边境居民而言，此类美食显然无福消受。当地仅经常消费进口自西班牙的鱼酱。
第二，粮食和植食方面，罗马引入莱茵边境地区的农耕体系对于当地饮食习惯的影响较为显著和深远。在罗马统治之前，早期日耳曼人已经拥有一些源自石器时代的农业传统，但主要是对野生作物的移栽：他们广泛种植大麦、燕麦，也培育了多种小麦，日耳曼人还种植和食用豌豆，并用亚麻籽榨油。当地的蔬菜与野菜也不易区分，包括蒲公英、芹菜、菠菜、油菜、萝卜和莴苣等。日耳曼人的农业模式整体粗放，氏族公社往往特意限制农耕发展：“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
第三，其落后的“刀耕火种”模式，也容易令耕地在收获后迅速荒芜。日耳曼人的农产品加工技术无疑更滞后，很多沼泽泥碳遗骸反映了以粗粮为主的粮食结构，例如大麦、小麦和亚麻籽熬的粥，用牛奶拌食的谷物粥也很常见。哈尔德莫斯妇女（Huldremosewomen）生前则食用过麸皮面包。
罗马军队和殖民者则对莱茵边境进行了大规模垦荒，随着维拉体系的引进，精耕细作与农产品加工技术也得以推广：贝尔吉卡高卢肥沃的土地开垦较早，日耳曼尼亚林地在公元前1世纪末也被大量砍伐并被开垦成维拉，其中谷物种植占主导地位，莱茵边境逐渐成为重要粮产地。
埃菲尔—阿登山区盛产的磨石材料销量巨大，标志着精制面粉工艺的普及。在精耕细作和加工面粉的基础上，白面包成为罗马引进莱茵边境地区的重要主食，在当时和后世莱茵边境居民食谱中占据一席之地。烤面包师和面点商也成为了莱茵边境罗马化工商阶层的典型代表。
此外，早期日耳曼人的食谱中已包含了数种浆果和坚果，例如草莓、黑莓、李子、野樱桃和榛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采集食谱。罗马化现象为莱茵边境贡献了很多果品：葡萄于1世纪已开始在摩泽尔河谷等地推广种植，但地中海地区常见的橄榄、无花果等并不适宜莱茵边境气候。镇守波恩的军团在奥勒留时期参加了帕提亚战争（公元年—年）并带回了多种东方水果和坚果，如桃子、杏子、栗子与核桃等，进而拓展了莱茵边境居民的零食食谱。
第三，饮酒方面，酒作为古代卫生条件下比较清洁的水源，在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中皆有饮用传统，主要区别在于果酒或麦酒。日耳曼人主要饮用大麦或小麦发酵酿制的啤酒，少数地区有饮蜂蜜酒的习俗。
在巴塔维叛乱中，卡乌奇人和弗里喜人的军队在驻守期间因贪杯大醉，被科隆居民锁在房子里烧死。日耳曼人最有特色的酒具是牛角，大牛角杯足可装2—加仑啤酒。而莱茵边境居民的饮酒习惯融入了罗马文化要素，陶、玻璃、银和青铜酒具在莱茵边境很常见，基本都是罗马化的手工艺产品，其中不少以贸易途径流入大日耳曼尼亚地区供部落上层人使用。
除先进酒具外，莱茵边境居民最突出的罗马化饮酒习惯体现在葡萄酒的普及。葡萄酒等果酒是欧洲南部标准意义的酒（vinus），罗马人饮用葡萄酒有勾兑流程，还有加蜂蜜搭配冷菜的饮法，但难以确定其与日耳曼蜜酒的关系。莱茵边境的葡萄酒是通过进口商贸推广的。直至公元1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地区日益缺乏竞争力的葡萄酒在莱茵边境地区依然畅销，但更多进口酒来自毗邻的高卢南部。自公元2世纪开始，上、下日耳曼尼亚大批量生产了四种规格的双耳细颈罐，主要用来灌装和贩运进口葡萄酒。
塔西佗称葡萄酒卖到了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族群，但一些原浆酒可能因在木桶中贩运而遗失了考古学线索。莱茵边境本土的葡萄酒产区基本限于特里尔周边区域，但帝国前期，当地葡萄酒的产量和品质都无法同南方的进口酒竞争，直至公元世纪末才出现产业化趋势。整体可见，罗马人引进的葡萄酒在莱茵边境城乡颇受欢迎，从而与日耳曼人传统的啤酒文化分庭抗礼。
关于进餐节律，成熟的罗马文化较之日耳曼传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早期日耳曼人有不饥不食、食以裹腹的原始社会特点，而缺乏固定节律。罗马人对早餐（ientaculum）、晚餐（cena）较为重视，其中晚餐尤其持久而丰盛，经常提供次日早餐食品。午餐（prandium）则往往随便以零食充饥。
该节律在后世西欧饮食习俗中非常普遍，在现代德意志饮食习惯中仍很显著，因此该习俗属于潜移默化的罗马化表现。此外，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对晚宴的热衷不谋而合，可见晚宴也是莱茵边境居民常见的餐饮、社交和夜间娱乐活动，尤以上层社会为甚，只是难以和罗马显贵的筵宴排场相提并论。而罗马人引进营庄、城镇的酒馆则是下层人餐饮、休闲的绝佳去处。
结言综上可见，罗马与日耳曼饮食习俗在莱茵边境罗马化过程中发生了碰撞与融合，体现在荤食、粮食、蔬果、饮酒以及用餐方式、节律等多方面。除了在食牛肉习俗上的妥协之外，来自先进农耕文明的罗马饮食文化对莱茵边境的饮食习俗产生了诸多深远的推进式影响。一方面，白面包、葡萄酒和三餐节律的普及是莱茵边境居民饮食习俗罗马化的显著表现，也是当地日耳曼原住民在罗马文化熏陶下融入文明生活的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地处偏僻、经济发展迟缓和民风淳朴，罗马上流社会暴饮暴食、暴殄天物的奢靡筵宴风气对莱茵边境地区影响较小，日耳曼蛮族的酗酒恶习也得以改善，当地餐饮习俗在变迁和发展中表现出文化上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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